中國經濟學界的六大門派，清華北大南開武大......金融
都說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派別。經濟學界當然也有派別，之所以叫派別必然有其特點，本文給大家八卦了中國經濟學界的“六大門派”：祖宗庇佑的清華派、少林遺風的北大派、沒落的貴族社科院派、尷尬的丐幫南開派、慕容世家的武漢大學、式微的武當人民大學派，這“六大門派”各有特色，以“六大門派” 來看中國經濟學界，也不失為一件極有意思的事，ps: 本文是作者一家之言，各位看客請客觀看待所評價之事物，如有得罪還請忽視。
一、祖宗庇佑的清華派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派別。經濟學界當然也有派別，之所以叫派別必然有其特點，先從清華派說起。
清華派的特點是祖宗打下的基業龐大，同其他院系相比大有駱駝與馬之比。但是其歷史短暫，除了民國老字輩陳岱松名揚江湖之外，目前尚無厲以寧(北京大學)、吳敬璉(國研中心)等老一輩學術上的掌門人。
在經歷過一長段時間的沉寂后，時任國家經貿委副主任的朱镕基在1984年正式創立經管學院，并一直擔任院長到2001年。此時的經管學院才算新中國成立后，清華真正建立的自己的經濟學院，朱镕基作為首任掌門，名滿江湖。
朱镕基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后來又位居總理之位，使得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在成立之初就在資源上有無人能比的優勢。由于強大的人財物，尤其是和政治資源的關聯，使得經管學院在經濟學領域進入第一梯隊。
清華經管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國際化程度較高，海外教授多，授課英文程度高，國際交流頻繁，有較好的國際視野。另外一個特點是學院不僅有經濟更有管理，也更加務實，這一點同隔壁學院的國發院截然不同。
在1994年，也就是學院成立10后，朱镕基已經成為國務院副總理，他提出要將學院建成世界一流經管學院，江湖氣勢無人能比。朱镕基建立起這個門派后，在2001年卸任，第二任院長是趙純均(2001年-2005年)、第三人院長是何建坤(2005年-2006年，常務副校長職兼任院長)，2006年10月錢穎一出任院長至今。
趙、何二人時代可以算穩定過渡時代，其知名度遠遠不如第四代掌門錢穎一。錢穎一自接任掌門后，地位穩固延續10年至今，且在其管理下，經管學院的力量與日俱增，同朱镕基時代比，學院和影響力均大大增強。
經管學院有兩個金字招牌，一個是朱镕基，一個是朱镕基在2000年推動下成立的清華經管學院顧問委員會成立。此顧問委員會在國內尚屬第一，無人能超越。由于顧問委員會囊括了世界和中國的政治大咖和企業大咖，能受到總理級別接見，也是清華大學的殊榮，其他無任何院校有此能力。錢穎一可以說是在首任掌門開辟的道路上，走的很穩很好，將顧問委員會確實做到了當初設想的水平。
正是由于清華經濟和管理的混合，使得清華的經濟學更為務實可信，但是同時也有其不精的軟肋。
錢穎一由于含著金鑰匙當上掌門，一直以來有一股傲氣，藐看天下。他1956年生于北京，1981年清華大學數學專業本科(提前)畢業。畢業后留學美國，先后獲哥倫比亞大學統計學碩士學位、耶魯大學運籌學/管理科學碩士學位、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學、馬里蘭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由于是較早一批留學，又有名校的背景，使得錢在心態上有很大的優越性，經管學院內部也有管一直在國內比如清華大學讀書畢業后(本科、碩士、博士)加入清華的成為土鱉派。
錢穎一如同經管學院一樣優點鮮明，不足也是有的。比如在經濟學領域，同林毅夫等相比，其并沒有自己鮮明的理論，尤其近年更多是沉浸在同企業家打交道上，接觸一線的機會多余任何其他經濟學家，但是也沒有提出更為精細的理論。
由于清華特殊的院校地位，中國人民銀行貨幣委員會每一屆都會給清華一個名額，至今為止已經有三個人入選，分別是李稻葵、錢穎一和白重恩。這三個人中，李稻葵算是經濟領域中知名度最高的，曾經一度橫掃天下，誰人不知。但是經歷過危機后，當社會普遍對宏觀調控進行反思的時候，李并未特別強調這一方面，結果在一個問題上被許小年抓住鞭子，當街大罵斯文掃地，一時難堪。白重恩則比較低調，同錢穎一一樣也有數學背景，其影響不容小覷，由于為人低調又常有獨特見解，江湖中也是一人物。
整個經管系也是臥虎藏龍，一些教授在某些領域的研究獨領風騷，很多人難以望其項背。但是也不乏混場之人，畢竟學院較大，各種行政和團組織過去的教授相對而言就差了一些。
經管學院是清華經濟學派最為突出的代表，公共管理學院的影響力也不容忽視，兩個學院在清華里挨著。當然公共管理學院顯得更小一些，在政策上的影響力也不容忽視，院長薛瀾影響力較大。出身該院的胡鞍鋼是意識派的紅人，知名度也享譽國內。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新一批智庫試點里，只有公共管理學院胡鞍鋼的研究中心，而并沒有清華經管的，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在宏觀層面影響力上，經管學院并沒有一個拳頭產品。但是由于胡鞍鋼并非主流的經濟學流派，在市場人士那里并不是很吃香。
其他如社會科學學院的經濟學研究所，由于有較強的政治經濟學遺風，影響力則顯著小于上述兩個大院。
清華學派里的每個人都可以說是武功高強，非常務實注重術，技術派特征明顯，非禮勿動看的透，但是鮮有當面指責決策者人士，學者批評之風較少。掌門人意氣風發，由于祖宗基業好，江湖地位非常之高，學院整體其他院派也難以攻破。但是也有其明顯的不足，比如整個派系的武功紛亂，掌門人尚不能留下一派武林秘籍，并沒有形成一套屬于清華的獨門秘籍，這是該派的一個軟肋。
二、少林遺風的北大派
北大的經濟學派相比清華來說，特點更為鮮明和厚重。北大門派厚重，各派系關聯度極大，又有拿得出手的本門秘籍，頗有少林之風。
或許由于是文科傳統，北京大學的經濟學名人要遠遠超過清華，也遠遠超過其他門派，這是該派的一個鮮明特征，讓人贊嘆!
北京大學從1898年京師大學堂成立之初就設立，1912年改名國立北京大學后，建立經濟學門(系)。北大經濟學系是中國第一個經濟學科，開辟了中國的經濟學之路，開山鼻祖地位尊顯。歷任領導中不乏大咖，如嚴復(國立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翻譯《原富》即《國富論》)、李大釗(共產黨創始人之一)、馬寅初(1919-1921新人口論)、陳岱孫(1954-1983)等，歷史源遠流長。
翻開這段歷史，不僅讓人贊嘆此門派的豐厚歷史。
厲以寧成功接住了老一代的大旗，他1955年在經濟系畢業后留校任教，一直到1992年。厲以寧在此期間，不斷發聲，外號“厲股份”在此期間獲得，知名度與日俱增，同時期間交了兩個學生現任總理李克強、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國師身份一時無兩。
厲以寧1993年離開經濟學院就任新成立的北京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1994年該學院更名為光華管理學院，自此又再創一派，經濟學院則在伺候示微，雖然后來有如劉偉等，但是同早期和同期其他院系比則暗淡不少。
厲以寧就任光華管理學院后，光華一躍成為商學院第一梯隊，經濟學領域內也是影響頗大。光華學院注重研究和學術，并一直看齊國際。
繼任院長是張維迎，張維迎在莫干山出名，隨后就職體改委，后來在牛津深造，回國后在北大任教。其不斷倡導市場改革，針對國企改革發聲，引發全國的討論。張維迎就任院長后也是加大人才引進力度，不過由于個人原因，最后暗淡離任，導致光華現在都在避免談起張維迎，令人唏噓。現任院長蔡洪斌，屬于后起之秀。
厲以寧從經濟學院出來重新樹立了光華的大旗，實屬不易，比有朱镕基擔任院長的清華經管某些方面更有優勢，究其原因還是厲以寧本身有鮮明的思想，并推動了當時的社會改革和進步，反觀清華此點則沒那么明顯。
1994年是個值得紀念的時間，這一年和光華同時成立的還有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此中心據說林毅夫拿著美金和清華、人大都談過，最后還是北大的領導有魄力做了個批示，從此朗潤園在中國經濟學歷史的地位上留下了濃墨一筆。此園子就好比少林的正室一樣，將北大的經濟學派發揚光大。
CCER掌門人是1952年出生的臺灣人林毅夫，他從臺灣游泳到大陸來，后在芝加哥和耶魯大學學習深造，回國后在國研中心任職，隨后到北京大學經濟系短暫任教一年。易綱和海聞當時擔任中心副主任，張維迎也加入到最早期的工作之中。
中心成立后，林毅夫隨即展開了他理想中的研究機構的樣子，邀請國際大師演講，頻頻就中國政策發表觀點。1995年就邀請1993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道格拉斯·諾斯，以及后來1999年或的諾獎的羅勃特· 蒙代爾到中心演講，這在當年還是比較稀缺。同年CCER的核心力量留美學者周其仁、宋國青，留英學者盧鋒加入，周其仁隨后成為第二任院長。1996年姚洋加入，此后成為第三任院長。
此中心教授不多，但是均有海外背景，個人功力較高。人民銀行貨幣委員會給清華北大的名額，則一直落在CCER，而不在知名度更早的經濟學院和光華學院。CCER的三個教授周其仁、宋國青、黃益平都先后成為貨幣委員會委員。CCER在政策上和宏觀經濟上頻頻發力，且觀點多為中央采納，而且解釋有力如周其仁，預測準確如宋國青等，在經濟學院發力成為第一。
首任掌門林毅夫更是后來成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華人第一人，影響力走向了國際。回國后一直致力推進新結構經濟學的發展。最初的副主任易綱現在已經位列中國人民銀行第一副行長，影響力超群。
二任掌門周其仁在林毅夫赴世界銀行后接任，中心升級為學院，學院管理上循序漸進。其個人對政策上發言影響頗大，針對中國醫改、土地制度、貨幣政策等發表文章頗多，而且案例加理論，長篇大論將一個問題解釋的通透。三任掌門姚洋屬于青壯派，接任掌門后調入了去了光華的張維迎，以期再震雄風。
投資論一直是該中心所提倡的，事實證明也是政府積極采納的政策，因為有明確的學術思想，此門系得以長遠立足。
綜合來看，北京大學學派影響頗大，江湖第一掌門則無人能出其右，經濟學院、光華管理學院，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人才輩出。不過令人唏噓的是經濟學院，大師級人物不再出現。
由于時代原因，經濟學家已經度過了最輝煌的年代，很幸運的是北大的經濟學人趕上了這個時代。但是，當下面對改革進展緩慢，北京大學的經濟學家們的理論受到了諸多挑戰。比如投資論已經不能一呼百應了，周其仁、宋國青等在解釋和學術的道路上很成功，但是影響政策方面卻難以比肩早期，張維迎則由于有太多的個人意識，導致其官方傳播途徑在不斷縮小，這是應該反思的，畢竟經濟學思想是需要傳播的。
三、沒落的貴族社科院派
說社科院是貴族一點也不為過，兩個法寶技壓群雄，一個是中國經濟學界的諾貝爾——孫冶方獎，一個是《經濟研究》國內頂尖雜志，其他門派尚無此資質。社科院雖然是以馬理論著稱，但是整體研究實力較高，有亞洲第一智庫之稱，在經濟領域武功高強，技術高超，也曾鮮衣怒馬閃亮神州。
社科院是有貴族氣質的，對中國經濟早期啟蒙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更有一些人的精神追求超越了經濟視野，走的更遠。
社科院的歷史按照血脈來看也可以追溯到民國年間，最早來源是1928年成立的國立中央研究院的社會研究所和歷史語言研究。中央研究院囊括了中國頂尖人物，比之大學的大師資源更為豐富。以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名單為例，民國大師胡適、傅斯年、朱家驊、梁思成、胡先骕、凌鴻勛均位列之中。其中經濟學界的候選院士名單為：馬寅初、劉大鈞、何康、楊端六、陳岱孫、方顯廷、巫寶三、楊西孟。
新中國成立后郭沫若為中國科學院院長，陳伯達、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楨為副院長，1955年成立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院長郭沫若兼任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到“文革”之前，哲學社會科學部有14個研究機構，包括哲學所、經濟所、世界經濟所、文學所、外國文學所、語言所、歷史所、近代史所、世界歷史所、考古所、民族所、法學所、世界宗教所和情報所。
1960年，哲學社會科學部劃歸中宣部直接領導，是“文革”重災區。學部內派性嚴重，冤案成堆，若干人被迫害致死。新中國第一代經濟學家顧準在此期間受到沖擊，但是依舊堅持思考，為后來人樹立了一個光輝的學者榜樣。
1977年文革結束后正式建立社科院，為正部級單位，胡喬木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任院長兼黨組書記。成立后的四年里，先后建立了工業經濟研究所、農村發展研究所、財貿經濟研究所(現為財經戰略研究院)、人口研究所(現為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世界政治研究所(后與世界經濟研究所合并成立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2002年建立金融研究所，經濟院系全部建成。這些院所在成立之后，由于研究人員的水平較高，迅速成為中國學術最高點，最新的理論，最新的思潮從社科院里傳向廟堂鄉野。孫冶方、張卓元、劉國光、蒲山、吳敬璉、王岐山(現常委)、樊綱、李揚、蔡昉、余永定、汪同三、裴長洪、周叔蓮等重構中國經濟理論版圖。
社科院的強項在于對技術層面的研究，對學術上的鉆研都比較高精尖，擁有強大的技術性特征，這種技術性特征并非是高校教師所能比的，以《經濟研究》雜志為代表的幾個以“研究”冠名學術期刊彰顯著社科院的尊貴地位。
而且由于是屬于決策系統內機構，在政策影響，決策層思路轉變上影響巨大，也引領了社會對于市場經濟的重新認識。
從整體水平角度而言，社科院在某個階段是代表了中國研究的最高水平的。李揚在參加社科院年度跨年會議上，聽了各個經濟院所的研究員們針對技術上的分析(諸如平減指數計算等)后，表示，社科院仍然是中國水平最高的研究團隊。
但是，面對著對手的強大和國際化的加劇，如高校和各種智庫，以及海外研究機構入華等，貴族在走下坡路了。
在擅長的上層路線和理論突破方面，近幾年社科院派系貢獻度是在減弱的，沒有國研中心被直接采納的幾率大，也沒有在諸如投資、供給側改革、一帶一路等方面做出自己獨立的主張，甚至被北大以及其他智庫建議所超越，現狀搞的有點尷尬。
在對公眾影響力方面，社科院的輻射范圍和深度也在下降，對企業家以及高端人才的吸引力遠遠不如清華、北大這樣的機構，由于鮮有在政策上提出自己獨到的主張，能引起全社會的關注，很難重回改開之初的情景。
再有，社科院在人才引進方面實際上是落后的，鮮有高校和其他智庫靈活的引進人才方式，導致研究人員水平不能保持在國師級的水平之上，減弱了社科院派的后續勢力。
社科院的學部委員實際上就是院士，但卻叫做學部委員，影響力遠遠弱于自然科學領域的院士，實際上歷史上是可以叫做院士的，社科院不應該糾結在學部委員來源的歷史文件上，應該申請中央將學部委員重新改回院士。
社科院派還有一個比較關鍵的問題是，新一代培養上人才斷層，除了目前仍然活躍在前臺的蔡昉、李揚、余永定、高培勇等，再下一代很難有可以媲美的學者接任了，尤其是目前活躍著一批從社科院出來的靠口水吹名的新一代，對社科院牌子本身也是個損耗。
社科院既全真王重陽的功力，又有武當張三豐的氣勢，但是底下弟子功力大減，搞的整個派系漸成沒落貴族，但貴族畢竟是貴族，畢竟擁有這么多技術高超的大拿，整體智庫水平(含非經濟社科等)還是位居前列，所以重新崛起勢必也是非常優雅的。
四、尷尬的丐幫南開派
天津是清末、民國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之一，被稱為北方經濟中心。天津早期被動開放，多國建立租界，文化開明，經濟發達，北京城里的官員和有錢人也都跑到天津置辦資產，當時有“南上海，北天津“之稱。反觀現在，天津一個大農村的發展模樣，令人唏噓不已。
伴隨著經濟突飛猛進，天津本地的教育事業也發展得非常強勢。1895年10月2日，光緒皇帝御筆欽準，成立天津北洋西學學堂，盛宣懷任首任督辦，也就是后來的天津大學。1919年，張伯苓和嚴修創辦南開大學，周恩來總理是文科第一期學生。天津大學和南開大學是天津學術的象征。
由于天津開放的比較早，有先天和國際接軌的優勢，所以本地的學術研究從開始就比較具有國際視野，名師多有國外學習經歷，且多位海外名校。同時在那個政局紛亂的背景下，這些人又能和本土實際相結合，很好的填補了學術上的空白。
天津經濟學派主要集中在南開，天大注重理工，在經濟領域建樹不多，天津財經學院建院較晚，倒是比較配天津現在的尷尬地位。該經濟學派的發展，有點類似丐幫。丐幫不是貶義詞，丐幫江湖地位之大無人能敵，丐幫胸懷天下，丐幫長老也都出身不俗，技藝高超，比如懷有本幫絕技的郭靖和幫主黃蓉，丐幫降龍十八掌更是無人能敵。
例如在國際上影響比較大的南開價格指數，是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成立當年編制的，可以看成是當年觀察中國宏觀經濟一個很重要的指標，這一點是其他派系所不能比的，即使現在，再也沒有這樣有影響力的指標出來了。
現在清華北大等國內高校對國際教授引進頗下功夫，以和國際接軌為方向。但實際上，這些國際接軌是在改開后開始的，接軌之前是有幾十年的封閉期間了，在這個背景下外國文憑自然就升值了，物以稀為貴嘛，當然水平確實有高低之分。但是現在占據高位有國際留學背景的人(中年人居多)，習氣太差，如某些人鼻孔朝天的作風，真是羞煞前人也!
南開早在建校初期就以引進國外人才為主，除了交中國課程的，大部分都是留學生，比現在國內的留學比例也不低，而且教材也是英文的(當然也可能不適合當時的教育環境)，但同錢穎一的傲氣比應該謙遜更多。南開是中國最早一批引進國外知名大學博士的院校，為推行知識平等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但是這批引進的人才經濟學技術水平之高，并沒有引起當下多大的注意，也證明該派影響力是多么的不足。
南開派牛人當屬何廉。何廉1895年生人，是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創立者及首任所長(1927至1945年間)，1948年任南開大學代理校長。
何廉1919年7月自費赴美國留學，在波姆那學院(Pomona College)主修經濟學本科課程。 1922年轉入耶魯大學修讀研究生課程并獲得獎學金，主修經濟學、兼修社會學。何廉在耶魯大學的老師是著名經濟學家克萊夫·岱(Clive·Day)和歐文·費雪(Irving· Fisher)等教授，系統地學習了英國經濟史、經濟學說史、經濟學的方法和書目、價格水平和高級經濟理論等課程。是的，費雪就是那個提出貨幣數量論的費雪，凡是學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的那個費雪。費雪被公認為美國第一位數理經濟學家，他使經濟學變成了一門更精密的科學，他在經濟學歷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是經濟學的先驅，對經濟學貢獻非常之大。
何廉1926年獲得耶魯大學博士學位，他決定回國。作為費雪的直系弟子，親身接觸費雪經濟大師第一人，何廉回國后非常務實的進行了本土經濟學的改造，就是“經濟學中國化”，這在中國經濟學歷史上也是非常難得的。
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屆經濟學研究生就是在南開，影響了那個年代的學術圈。由于在學術上水平高，社會影響也住家擴大，南開經濟研究所“被公認為研究中國經濟的權威機構，其出版物馳名全球”。 江湖地位無人能夠撼動。
在期間，何廉注意到南開大學所在地、當時重要的商業城市天津從未有過物價指數方面的工作，便開始編纂以天津市場為代表的華北商品批發物價指數以及天津生活費用指數，這兩項工作在南開經濟研究所成立之后得以系統地開展，便是后來聞名中外的“南開指數”，這同其作為費雪的助手也不無關聯。
南開之所以被認為是研究中國經濟最權威的，是因為除了何廉，更有一批業界精英，比如方顯廷、張純明、陳序經、吳大業、李銳、楊敬年等。方顯廷1921年又被資送美國伊利諾斯州威斯康星大學深造，主修經濟學。后轉紐約大學獲經濟學學士，耶魯大學攻經濟學博士學位。楊敬年，1948年獲牛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南開大學經濟系學位委員會主任。
在民國那個大師輩出的年代了，南開給經濟學掙得了應有的地位，那種氛圍有如現在穿越到民國。以現在的眼光看這段歷史，會讓人心情澎湃，這絕不僅僅是出幾個大師的問題，而是在那個年代，經濟學的技和術都是按照國際接軌來做的，只是后來經歷了一些變形和曲折，現在回到了正軌。所以現在的學人們，應該更以謙虛的態度來對待經濟學歷史，對待當下，不要覺得自己多厲害，實際上環顧中國，真正厲害的確實也不是很多。
丐幫當然也有自己的問題，就是幾代昌盛之后，后輩無人，不能保證每個掌門都是黃蓉而且其衰敗速度遠遠大于清華、北大、社科院等，就是在當前已經泯然眾人矣了，其影響度甚至比天津萎縮速度還要快，這是需要南開人反思的，也是天津這片學術沃土需要反思的。
但是南開那股精氣神還在，2015年6月成立的南開金融學院，聘請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教授，世界計量經濟學會院士白聚山當首任院長，頗有老南開的做事風范。白聚山畢業于南開，是世界公認的計量經濟學、金融計量經濟學研究的頂級權威專家。他在經濟學領域國際頂級學術期刊發表論文60余篇，論文引用率是排名前50名的經濟學家中唯一的華人，多年來一直在全球華人經濟學家排名中位居前3位，屬于真正的經濟學高手。但是或許有兼職之嫌，南開金融學院雖然有白聚山做為掌門，但是影響力很小，基本上可以基本忽略，也頗為尷尬。
真的是希望降龍十八掌再出江湖!
五、慕容世家的武漢大學
武漢大學曾以“學大漢武立國”被人傳閱，展示出國人對一種莫名強大圖景的憧憬，倒是頗令人唏噓。這個斗死過老校長的學校，確實有著那么一股說不出道不明的味道來，一種高傲、封閉、自以為是又招招吸引人。
由于湖北在清末是經濟重鎮，對學術的需求也自然加大。武漢大學經濟學傳承如果回溯歷史的話，可以從1893年清末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辦自強學堂時設立的商務門開始。其實體根基源自1916年設立的國立武昌商業專門學校。
1928年國立武漢大學設經濟學系，當時武漢大學已經成為民國五大名校之一，這五大名校分別是中央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和武漢大學。武漢大學的影響力橫跨整個中部地區。建國后，多次分分合合，最后為經濟管理學院。
武漢大學經濟學派有有多大師級的人物。其中之一是“北有馬寅初(多個版本)、南有張培剛”之稱的張培剛，有點“北喬峰南慕容”之感，張培剛是屬于新中國前成名的那一群人。
張培剛1946年獲得哈佛的博士學位，這在當時中國來說，絕對是頂尖人才。張培剛接受的是純西方經濟學的訓練，1945年10月寫下了英文稿的《農業與工業化》，論文由哈佛大學出版，并成為許多大學經濟學專業的指定參考書，據后期學生介紹，張培剛的論文是惟一一個中國人寫的書。而且該論文還獲得哈佛大學最高獎———威爾士論文獎，張培剛在98高齡的時候不無驕傲的說：“我為中國人爭了光”。
1946年秋，33歲的哈佛博士張培剛回到武大擔任經濟學教授，當時招收的第一批學生中包括董輔礽。文革后由于張培剛的西方經濟學優異背景，迅速脫穎而出，成為最早一批介紹西方經濟學的大師級人物。但是此時，張培剛在中國仍然沒有那么出名，他的學生董輔礽、何煉成、劉詩白都已經獨霸一方，在各自領域成為頭號人物，老師張培剛仍然默默無聞。
張培剛的徒孫毛振華介紹了當時出名的過程，1982年世界銀行副行長錢納里在訪問中國時說：“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是你們中國人張培剛先生，這是中國的驕傲。消息報道后，引起中國經濟學界的轟動，當時國人的表情應該是：原來我們國家還有這么一號國寶啊!
當然可惜的是，張培剛的主要成就在回國前的那段時間，回國后再也沒有從事過這方面的研究，雖然也在老年在此領域繼續開拓，仍很難超過哈佛那段的成就，但是開山之作影響之大也足以讓張培剛笑傲江湖了。
同時的一個博士是吳紀先，1945年獲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1947年獲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建國后，歷任武漢大學教授、經濟系主任，武漢大學美國、加拿大經濟研究所所長。但是知名度相比張培剛則低一些。
另外一個人則是充滿爭議的鄒恒甫了，他在張培剛等大師功力消失之際橫空出世。鄒是湖南華容縣人，1977年恢復高考那一年，15歲的他考上武漢大學，成為家鄉美談。畢業時不滿20歲的鄒恒甫成功申請到哈佛大學讀書。1989年，他從哈佛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并入職世界銀行。
1993年31歲的鄒恒甫擔任武漢大學高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由于鄒恒甫在國際發表文章較多，功力極高，不僅僅武大，其他幾個高校如北大、中央財經大學等都爭相聘任。或許由于年少成名，他開創了武漢大學高級研究中心創始主任，數理經濟與金融試驗班創始人，探索適合中國的經濟學教育，致力于基礎科學的研究與教學，力圖通過國際化、規范化的辦學，改變國內基礎學科特別是經濟學和人文社會科學落后于國際學術前沿的局面，在高層次專門化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國際學術交流等領域取得突破。對中國經濟學教育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林毅夫對鄒恒甫在此方面的貢獻，曾以無人超越進行贊嘆。
但是也由于口無遮攔，經常狂扁其他經濟學家，當然他也有這種資格，覺得國內經濟學家都是小人，更鬧出被張維迎開除，狂罵北大被告上法庭的事件。
同樣一個傳奇人物是楊小凱，被譽為“離諾貝爾獎最近的華人”。1982年楊小凱被武漢大學聘為助教、講師。一年后赴美學習，在武漢大學短暫停留過。
現任經管院院長謝丹陽，功力也不俗，1983年畢業于武漢大學，獲得數學學士學位，1992年獲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華人經濟學家排名靠前。其繼承了辦學的良好精神傳統，一直呼吁對教育的松綁和放權。
武漢大學改開后，迅速改變接軌，很好的延續了歷史上的輝煌，鄒恒甫等人才的引進鞏固了武漢大學本來應有的地位。高端人才培養方面的力度投入較大，也很成功。但是這個榮耀的家族現在還是顯得過于孤單，而且過于集中在自己的一招鮮“難難難”上，但這種難難難到底有多大影響力呢?目前的證據仍然只是出國人數上，在清華、北大、社科院等強大競爭對手面前，武漢大學顯得略過拘謹。
同京城派不同，武大派比較注重弟子的培養，卻在社會影響力方面功力較弱。武大派與其說是沉浸在教學當中，不如說是真的沒有什么可以拿的出手的政策建議來，或許他們就是一群教書匠而已，而且教書匠的局限性在中國這個大背景下也越來越明顯。
武大派并非不追求社會影響力，而是很難突破，這是高手云集的二三代弟子中面臨的最為緊迫的問題——招招致命，卻難以攻破天下。莫容世家也曾輝煌天下，現在武功也能獨霸天下，但無奈江湖已不是那個江湖，要想成為帝國談何容易，或許偏安中部二線城市也是一個很好的歸宿。
六、式微的武當人民大學派
人民大學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第一所大學，血脈上屬于根正苗紅。人民大學成立之初帶有明確的培養目的，即”幫助青年獲得抗戰中實際工作的方法與民族自衛戰爭的最低限度的理論基礎，并根據“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原則制定教學計劃。
人大最初叫陜北公學，1937年成立，成仿吾任第一屆校長，1939年聯合四個院校組成華北聯合大學，成仿吾任校長。1948年和北方大學合并成立華北大學，為即將成立的新中國培養干部。北方大學時任校長范文瀾。吳玉章任新成立的華北大學校長，范文瀾和成仿吾任副校長。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培養自己的建設人才，在華北大學基礎上建立中國人民大學。1950年2月正式成立，吳玉章為首任校長，胡錫奎、成仿吾為副校長，劉少奇在開學典禮上曾經致辭。這所院校從成立之初，就牢牢的打上了馬克思主義加務實的特色。1970年10月，文革期間停辦。
1978年恢復建校，目的是培養財貿、經濟管理干部和馬列主義理論工作者，成仿吾任校長，進入正常發展期。現任副總理馬凱就畢業于人大。
同人民大學的歷史相關，人大經濟學派的特點也兼具了政治和務實的特點。恢復建校后，全校精力投入到科研和教學中，尤其在經濟領域發展勢頭不輸清華北大，早期在引進西方經濟學理論方面和人才培養方面功不可沒，甚至在普及方面超越超越其他院校，在中國經濟學歷史是個不朽的豐碑。
人大派的學生遍布金融領域，并成為各自領域的頭臉人物。如一行三會中的劉鴻儒、潘功勝、肖鋼(法學院)、項俊波，和經濟學家中的周其仁、許小年等等均出自本派。
人民大學經濟派主要分布在經濟學院、財金學院、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以及新成立的國發院和幾個研究中心等。經濟學院或許保留了太多的馬克思主義方向，現在的知名度并不高，財金學院在金融領域深耕多年，保持了較高的知名度。由于人大注重同國際交流，國際化程度也不低于海淀片區的其他學校。
人大經濟學派的人物中不能不提老校長黃達。黃達老校長1983年起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1988年任首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1991年11月至1994年6月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
黃達畢業于華北大學，是正經共產黨學校培養出來的人才，并在人民大學早期的財經系任教，曾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委員會第一任委員。不過可惜的是，后來由于人民大學無論是整體還是個人，研究水平急劇下滑，其后只有陳雨露入選過，但是其身份當時為人大校長(目前央行貨幣委員存在分蛋糕之嫌疑，這點確實有點惡心人)。
黃達主要在貨幣銀行教學領域貢獻較大，中國最早階段此領域的教學解惑基本上都出于黃達之手，在中國早期金融領域很少有沒用過黃達教材的學校。當然這些教材不無瑕疵，但是中國最早一批的財金領域的工作者大部分都是從這種教育中走出來的，功不可沒。
另外一個人便是高鴻業了，高鴻業有國外教育背景。1946年進入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改學經濟學。1952年到1954年，任美國貝克萊加州大學經濟系助教，1956年，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并被美國密蘇里大學管理學院聘為商業統計學副教授。高的特長并非是本身功力，而是屬于純粹的教育派，授課功力非常之強，這也是經濟學人必不可少的素質。
江湖中自然有天分極高的武功者，但是也必須要有可以將本門絕學發揚光大的授課者。高的可愛之處在于介紹了西方經濟學，并融入符合國人口味的批判，我甚至懷疑高本人并不贊同那些批判，只不過為了更廣的傳播。黃達高鴻業和武漢大學的教書匠們不同，黃高二人將經濟學，金融學做了大面積的普及，算是開拓者級別的人物，而武大則是在普及的基礎上往細分方面不斷開拓。
除了此二人之外，相對有名氣的就是兩個校長了。一個是少年得志的校長陳雨露，陳雨露1966年11月生人，現在已經官直至央行副行長職位，60后中發展的非常了得。陳雨露是土生土長的人大系，雖然這種人才在清華那里被叫做土鱉(相對有獲得國外博士的學者而言)。
陳雨露少年得志，又多才多藝，曾參加過學校合唱團，畢業后一步步升到校長職位，可以說仕途順利。同時其在金融領域也有幾分影響力，有段時間外媒經常從他口中時不時報道中國金融改革進程，并被冠以官方智囊。當然，其在學術界地位仍處于井水不犯河水的地位，就是盡管少俠成名獨霸一方，但也很少有咖出來光顧他。
另外一個是現任校長劉偉，劉偉師出北大，屬于純粹的北大派。劉偉是北京經濟學院后輩中最為出色的一個院長，將沒落的經濟學院苦苦支撐在一線梯隊里。當選人大校長后，希望能給人大新一代帶來一個突破性的發展，其他則再無大咖。現在人大派的一些人中，驕傲認不清自己水平的人也不少，每每出來獻寶也確實令人感到好笑。
人民大學現在在不斷的創新，以期能在經濟領域占領風頭。但是叫的響亮，影響卻中規中矩。這里不得不提兩個智庫加半個獎項，一個是列入國家試點的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這個智庫地位頗高，要知道連清華經管都沒有智庫入圍。但是這個智庫更多的是依托了中國人民大學的光。該智庫強項在宏觀經濟領域，但是實力同CCER相比，很難說能超過。
另外一個曝光度比較高的就是人大重陽了，不過，同人大式微一樣，這個智庫的強項在于曝光度高，其研究成果則基本上和所謂的投入不成比例。
半個獎項是人大參與的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這個獎項之所以能夠出名是因為獎金高，是國內獎金最高的獎項，你要說到底有多牛，那確實是自我陶醉型的，畢竟從得獎來看，有點老一輩分大餅的嫌疑，全是按照現在的知名度獲獎，沒有多少實質意義，也很難有促進創新之處，所以夏斌隨便設立一個獎，就號稱做中國的諾貝爾獎，因為人大這個獎確實不被江湖放在眼里啊。不過說到底，這個獎項也不能算正宗的人大獎。
人民大學好比武當派，雖然沒有張三豐類似的人物，但是其將經濟學理論發揚光大，確實有武當之功，老一輩的黃達，高鴻業也確實有武林長輩地位之尊，江湖也都服氣。目前遍及金融體系的弟子更是支撐起人大這個大的江湖門派，旁人若想超越也難度不小。不過同中國經濟學其他派系發展一樣，后代弟子多平庸。同清華、北大、社科院相比，人大目前缺少明星教授，大咖沒有，多是中咖和小咖甚至LOW咖，且有部分冠以智庫之名的部門，常常以國際之名滑稽天下，畢竟現在要混國際還得靠知名度，而不是靠露臉，且擁有較強意識形態，并非主流。
來源：打臉啪啪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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