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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跡象表明，我國金融監管體制正在經歷分業監管確立后的最大變革：既涉及中央事權調整，也關乎央地關系協調。從整頓金交所到規范消費貸，再到清理民間數字貨幣生態，地方金融監管由原本默默無聞、甘居幕后的配角漸次步入舞臺中央。須知，改革開放數十年經濟建設成就，一方面固然依賴于市場經濟對各項生產要素的釋放，另一方面也要歸功于地方政府的彼此競爭與創新推動，而時下火熱的互聯網金融—金融科技產業的成長壯大，同樣少不了地方政府的呵護哺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地方金融監管改革不僅僅是地方政府自身職能定位、管理模式的變動，對整個國家經濟金融體制特別是新興金融業態亦必將產生深刻影響。

事權：不止從0到1

受益于實體經濟的迅速成長，我國金融產業從業態維度到總體體量都有長足進步，而監管對象的發展勢必帶動監管體制的演進。之前，不管是歷史上人民銀行的“大一統”還是現今“一行三會”的分業監管，其初衷都是將金融監管視為中央事權范圍，執行中央單一監管模式。不過，在實踐推動和影響下，中央開始從上到下越來越多地將一定種類的監管事權交由地方，而地方也從下到上以金融創新為抓手獲取新金融、類金融的管理權力，同時，市場從新金融、類金融等邊緣業態的突圍客觀上也增加了地方金融監管的話語權。

與一般認為的單一、例外職能定位不同，地方政府圍繞服務實體、防控風險、推進改革，以屬地金融風險處置為中心，其事權目前已覆蓋至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擔保公司、區域性股權市場、典當行、融資租賃公司、商業保理公司、地方資產管理公司等七類金融機構和轄內投資公司、農民專業合作社、社會眾籌機構、地方各類交易所（即所謂“7+4”類機構），涉及資本監管、行為監管及功能監管等職責，中央統一規范、強化屬地管理的雙層監管體制事實上初具雛形。

現狀：“野蠻生長”后遺癥

不同于分業監管體制設計時的統一規范，地方金融監管事權更多是實踐中“一事一議”的蕪雜堆砌，當監管僅僅是金融維穩、服務發展的工具時尚可應付，而在金融工作會議后的新形勢下已明顯不敷使用。

——缺乏頂層設計。一是央地之間事權存在重疊及真空，不僅是中央和地方兩個層級之間，也包括地方上中央垂直機構（銀監局、證監局、保監局）與地方金融辦（金融監管局或金融工作局）等具體機構之間；二是即使在地方政府自身層面其監管權力也未實現扎口管理，監管職責分散于金融辦、商務局、經信委等多個部門，邊界不清、職權交叉，客觀上提高了溝通成本，降低了工作效率；三是監管對象統一的全國市場與監管主體的地方區域分割相矛盾，地方金融監管又多采取不同標準，助長了尋租套利之風。

——職能邏輯不清。一方面，地方政府對經濟發展承擔“無限責任”，很多時候對發展事項大包大攬，越俎代庖，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沒有很好理順，另一方面，其金融管理目標一直搖擺于發展維穩之間，重審批、輕監管，對系統防范風險、培育市場秩序、保障不同主體合法權益等更是興味索然，這不僅偏離了中央的工作要求，也造成自身工作的短期性與異化。

——監管能力薄弱。缺乏頂層設計，重審批、輕監管的定位勢必造成監管資源的匱乏與能力薄弱。一是國家沒有明文制度對地方金融監管職責進行科學、統一、明確定位，監管機構不具有名正言順的執法權；二是機構未觸達基層，縣級機構普遍付之闕如，即使是省、市兩級，其監管職責也只由機構內某一科室承擔；三是人員匱乏，知識結構與監管對象復雜程度不相匹配，專業、對口的培訓也甚少進行；四是缺少技術手段支撐，信息不對稱情況嚴重，難以形成與風險相適應的管理能力。

未來：壓實監管職責

在金融工作會議提出“守土有責”，壓實地方金融監管責任，補齊監管短板后，地方金融監管體制預計會以問題解決為導向，聚焦監管能力提升，在服務實體經濟、防范金融風險之外，維護市場秩序、保障消費者/投資者合法權益等方面也將得到重視。

其一，完善監管立法。圍繞調動中央地方兩個積極性，賦予地方適當職責資源，中央層面的法律起草修改預計很快進入醞釀階段，省級政府規章料想也會及時跟進。另外，為保障法律有效執行，常態化的協調機制的建立也是題中之義，央地之間的信息共享、溝通協調和工作指導力度將進一步加強。

其二，明確職責定位。抓住地方金融工作定位不清這個牛鼻子，從根本上解決監管失序問題。一方面，突出監管姓“監”的定位，集中分散于各職能部門的管理事權，另一方面，與地方政府職責定位與治理能力相適應，監管重點突出行為監管、功能監管，審慎監管預計仍由中央主導。

其三，提升監管水平。常規方面固然涉及機構的充實，人員的培訓，資源（尤其是執法權）的匹配，而更有想象力的是監管科技的引入及以行業協會為代表社會力量的發揮。

最后，加強工作問責。當地方金融工作明確以監管、執法為重心后，成果容易量化，對其的考核問責也更易執行。在強調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風險，治理市場亂象的大背景下，對監管機構甚至責任人的問責將系統強化，由此將倒逼監管力度全面提升。

影響：市場格局新走向

總結過往經驗，當工作方向由中央確定后，其落地執行將很快推進，此次地方金融監管體制變革恐也不例外。當外在生態演變后，金融尤其是時代弄潮兒的金融科技必將隨之產生深刻變化：從發展模式上看，地方金融工作重心發生遷移，對粗放、低端“創新”的容忍度降低，這意味著過去以監管套利為主的時代即將消逝，以真正的科技創新、商業創新、風控創新來提升效率、緩釋風險將成為主流；從市場格局上看，在地方金融監管執法壓力加碼下，新金融、類金融業態可能會進一步分化，部分向主流靠攏，部分將被淘汰清理，持牌經營、有序競爭的管理體制將進一步確立；從企業主體上看，一方面傳統金融機構經歷互聯網金融—金融科技的洗禮，自身科技、經營能力大幅提高，對新商業生態的理解愈加深化，適逢功能監管統一標準的“主場”，其競爭力相對更有提高，另一方面合規門檻提升，未掌握實質競爭力的初創公司和小型企業處境將更加艱難，同時，從政府、社會及輿論風向考察，對金融市場力量集中、權利保護和信息安全的關注大大提高，巨頭們以構筑生態閉環為核心的舊有打法將受到沖擊，迫使其可能以更多柔性手段拉攏、扶持中型專業公司的成長，而后者在提升自身實力、找準生態定位情形下，搭乘市場需求（金融科技/監管科技大面積應用預期）、門檻提升和巨頭扶持的東風迎來又一個戰略發展期。

【來源：未央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