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奇葩”到“特別人類”，《奇葩大會》變了嗎？水煮娛
最新一期《奇葩大會》，清華化學工程專業博士，畢嘯天，跟大家分享了他的一眾小實驗、小發明：風雨型防霧霾可穿戴設備、手機帶振電動牙刷、人力自行車自動洗襪機等等，還用嚴謹的實驗得出了香蕉+棗的科學吃法，秋衣外穿比內穿更保暖——一些正常人不知道，哪怕知道了也不會去踐行的結論。想到第一季《奇葩說》，同樣一個清華博士生，卻遭遇了高曉松“國之重器”的怒懟。
從《奇葩說》和《奇葩大會》第一季看過來的觀眾知道，這個節目包容，不同行業不同背景不同屬性的人群聲音我們都能看到聽到，是特異者可以得到理解和寬慰的空間。這個節目理性，總是能切中當下生活的道德困頓，鞭辟入里地接近矛盾本質，這個節目溫暖，在很多腦洞題中切近哲學，又在最終落地時給人以希望。
奇葩說上的辯題、奇葩大會上選手的分享，經常成為第二天大家熱烈討論的話題。李銀河關于婚姻制度終將消亡的那段演講，第二天就刷爆了朋友圈。但新一季奇葩大會開播后，關于節目的評價，很多奇葩說粉絲覺得，它變了。
特別人類，在“別處”尋找生活
要說變化，與第一季《奇葩大會》相比，第二季在賽制上最明顯的差異是投票權由導師轉變成觀眾，選手到節目來分享自己的經歷和生活，再由現場觀眾投票，票數超過60 的選手可以參加最后的特別人類峰會。那么，什么是“特別人類”呢？
有人根據第一期節目，對《奇葩大會》第二季的選手進行分類：抵抗無聊的有趣人類，活出閃光的平凡人類和已知特別人類。其實這三個分類可以達成找到更高一層級的概括——他們都在“別處”尋找生活。
第一期節目里，北大考古學博士劉拓，講述了他在伊拉克被誤判抓進監獄的故事，監獄環境很艱苦，40 多個人一間，每天都有人熱死，但盡管在這樣的條件下，獄中人還是給予了他這個闖入者最大的幫助和善意，人性中的光明在這個故事中很耀眼，盡管劉拓的球鞋像剛從考古現場回來。
還有一位選手，吳悠，號稱中國街球鰲拜，讓人驚訝之處在于，他毫不掩飾自己的野心，“我就是要贏”。在今天以“佛系”、“虛無主義”盛行的青年文化中，尤其是在《奇葩說》受眾內部，“玩世不恭”才是安全，“要”，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不正確”，很容易招撕。
但吳悠的特別之處在于，他“要”但不焦慮，把自己完美封存在一個閉合的價值體系之中，并且通過這個體系自循環，獲得有效的價值感。
上一期節目，馬東讓蔡康永用三個詞形容“特別人類”，得到一個很精彩的歸納：“不自覺、不在乎、不甘心。”所謂“不自覺”，也就是不能覺知自己，一種忘我的狀態，所謂的“癡”；所謂“不在乎”，并不是什么都不在乎，而是知道對自己而言什么是重要的、值得在乎的，大多數人所在乎的人和事，也就云淡風輕了；所謂“不甘心”，來上節目的選手都有一種與世界相處的方式，在這種方式下形成自己與世界的密語，且在這一方領地上，不容有失，比如吳悠的街球，如晶的辯論，還有范湉湉的hi-pa。
其實，無論是《奇葩大會》第二季，還是第一季，也包括最早的奇葩說，那些在這收獲掌聲的選手，都符合這三個特點。其實《奇葩大會》想要傳達的價值觀并沒有變化，變的是節目框架，也就是賽制，而賽制的改動會影響到節目中發生的事件。
換句話說，搭一個什么樣的場景，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人們進來后，會發生什么。而觀眾接收的，首先是發生了什么，受到震撼后，才去思考背后的價值。
馬東曾經在接受采訪時說，對綜藝節目而言，歡愉度就是最大的審美。但可能這次，在讓觀眾歡愉這件事上，《奇葩大會》需要思考的維度更多。
奇葩的觀點就有趣，特別的生活卻無聊？
除上述提到的以外，對“特別人類”還有一個整體感覺——他們都活得很有勁兒。第一期第一位選手“戲精牡丹”，以模仿中國大媽走紅網絡，驚訝于他對生活細節的捕捉，媽媽們的拍照姿勢、家庭聚會常用語等等；第五期，有一位開了22 年出租車的北京的哥，業余時間自己錄歌，業內時間聽自己錄的歌，順便開車。他們都試圖在豐富生活的層次。
劉拓提到他在伊拉克監獄中的一個細節，在最無助最恐懼的時候，他在獄友給的紙板上寫漢字，在監獄里唱昆曲，在節目現場打動了很多人。電影《驢得水》中，張一曼在山村教書，不管條件再惡劣，她都一定要穿旗袍、燙頭發，每天去采最新鮮的花兒。
王安憶也曾提到，她到女子監獄采風，發現女犯人都私下藏著些小鏡子、小皮筋，她把這看作是“喪失生活實感的自我呈現”。也許這種努力，只有在作為基層的“生存”受到威脅時，才顯得迷人，一旦將這些置于普通人的生活中，當它們不再易碎、脆弱時，觀者似乎很難被吸引。發現并欣賞瑣碎中的閃光，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
今天的人們慢慢達成一種認識，看綜藝的實質，其實就是消費，而消費就一定伴隨著快感的獲得。回想前幾季奇葩說，幾乎每一期我們都看得酣暢淋漓，選手們新奇的觀點要么說出我們不敢說的，要么刷新三觀和知識，部分小有名氣的選手被懟，那種尷尬也會為觀眾帶來生理上的快感。
亞里士多德有一個著名的戲劇理論，悲劇的“Katharsis”功能，這個古希臘語詞匯譯作“凈化”，也譯作“排泄”。大概意思是說，在看戲的過程中，觀眾通過主人公的情感體驗宣泄庸常生活中無可投遞的情緒，使靈魂得到凈化。
很多電影愛好者會發現，藝術電影往往不走商業電影的原型劇情結構，也正因如此，導致很多人看不下去，因為觀影永遠不是被編劇牽著鼻子走的被動過程，而是一個主動發掘細節和情感的過程。也許真的需要一顆“特別人類”的心，才能讓人在他人平實瑣碎的生活中，抓住一刻光明吧。
我們很愿意聽到這句話在歌詞里唱，但卻不愿意看一眼別人田野里都開出了什么樣的花。說到底，是我們對他人的生活沒那么在意。我們點開節目，從來不是來看別人是怎么把日子過好的，他人的“丑”和苦難才是我們快樂的來源。其實每個人都一樣，看著跟自己差不多的人在舞臺上光芒萬丈，看著成功的人繼續講述成功，這事可能沒那么享受。
所以也許，不是因為《奇葩說》變了，而是我們從來就沒有因為這個節目發生過多大改變，哪怕每期都看，哪怕那么喜歡。
拋開歷史包袱，“奇葩”IP 的擴展？
第二季奇葩大會在節目一開始就聲明：本季奇葩大會不再為奇葩說選人，而是尋找特別人類，共同抵抗無聊。但有觀眾卻覺得，反而是節目無聊了。
新玩法意味著選手們不是準備來打辯論的，當奇葩大會不再有海選的性質，節目關注的重點也不再是選手的觀點是否足夠新奇、足夠犀利了，而是他們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是否有特別之處。從表達觀點到分享生活，也就相對削弱了節目的沖突性，觀點有上下，生活無高低嘛。
但是，沖突性小，是不是就意味著奇葩大會試圖傳遞的價值發生了變化呢？關于這個問題，“奇葩”與“特別人類”的差異，也許能提供一些解釋。
肖驍第一季《奇葩說》海選的時候，說他想不明白怎么會有節目起這么個名兒，就算有人拿了冠軍吧，還得被叫“奇葩”。但正是這群“奇葩”們，湊在一起，觀眾不斷被新的觀點沖擊著，他們總能說出我們羞于或害怕說出來的話，所以在觀看節目時，就會產生一種“快樂”。在四季節目的建構之下，“奇葩”在觀眾心里其實已經有了一個相對固定的形象，要敢怒敢言、要語不驚人死不休。
第一季《奇葩大會》里，有一位選手印象很深——冉高明，他在兩年前就參加了第一季《奇葩說》，當時馬東讓他兩年之后再來，從此，上《奇葩說》就成為他心中的一個執念。
在聽完他的辯題后，馬東說了這么一番話：“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肖驍，甚至看到了一絲馬薇薇，恰恰是看不到冉高明自己的那個東西在哪。”或許他認為在奇葩說上出現過的表現形式他身上都有，但這可能恰好是他的問題所在。
也許，這也能解釋為什么節目組要提出“特別人類”這個新概念，可能正是為了避開觀眾對于“奇葩”的刻板印象——都得能言善辯，也是為了避開為上節目、搏出鏡而可能出現的復制。當“奇葩”成為一個刻板印象，那這檔節目的意義也就不存在了。話不驚人，不代表活得不鮮明，這也許是提出“特別人類”這一概念的原因之一。
某種程度上來說，《奇葩說》的“奇葩”，其實是邊際效益遞減的一種驅動，當下一二線城市的一些青年群體，對諸多先鋒話題早已脫敏，對他人的生活方式包容度也大大增強，繼續按先前的玩法，估計又會有個別彈幕出來：這也算奇葩？所以，節目組必須獲取新的資源，進一步擴展“奇葩”這個IP。
《奇葩說》的擁躉，與喜歡看《奇葩大會》的不一定是同一群體，但無疑都延續著馬東這位60 后試圖與90 后世界交流的風格，只不過形式已經有了一定分野。前者注重辯論的對抗性，后者更傾向于討論人如何自處。“奇葩”這個IP 已經走出了一條特立獨行的綜藝之路，《奇葩大會》是時候擺脫其刻板印象，拋開“歷史包袱”了。
作者：吳懟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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