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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以獨立、反叛和自我為標志的嘻哈音樂，在尋求自身安全及更穩定上升通道時，正在不可避免地與原本對立的官方話語產生聯系。

這一趨勢，在后《中國有嘻哈》時間變得日益明顯。GAI是最典型例子，他以宣揚爭強斗狠的江湖說唱風格成名，在而立之年重新出發，正能量路線與承載貢獻的歌手，是他最新的定位。

就在幾天前，因為對女友隔空表白事件，人們發現GAI已經登上了央視《我要上春晚》的舞臺。而兩個月之前，他已經在央視中秋晚會上亮相。

GAI還與春晚常客歌手祖海合作了歌曲《好運來》，二人還一起出席某品牌珠寶晚宴。在微博上，祖海曬出兩人合照，并配字“民族嘻哈范兒”。這讓人不由想到流行歌手與民歌歌手的“春晚合體”模式，而諸多證據表明，GAI離登上2018年春晚這一最重要的主旋律舞臺，似乎并不遙遠。

對有過地下經歷的音樂人來說，與主旋律保持一定距離、并堅持創作自由和獨立，似乎是一種被圈子和粉絲廣泛默認的政治正確。此前，民謠音樂人趙雷因為創作了兩會版《成都》，而被一部分網絡聲音稱為“趙紅雷政委”。

嘻哈這種反叛意味更強的音樂形式，與官方話語的結合，無疑會讓更多粉絲一時難以接受。在GAI與祖海合唱《好運來》后，便有人說“社會GAI正在變成社會主義GAI。”

GAI并不是首個做正能量內容的嘻哈音樂人。2016年，由于作品《This is China》被“共青團中央”微博轉發，成立于2015年下半年的成都說唱團體天府事變受到了極高關注。由于歌曲中多正面宣揚中國的建設成就，并直接駁斥了一些國外觀點，天府事變被認為具有較強的意識形態意味，甚至得到了“紅歌軍團”的稱號。

在天府事變隊長王梓鑫看來，他們的創作只是保持自己所相信的客觀。“天府事變也寫了很多批評中國的東西。你只寫中國不好的東西，好的東西你假裝看不見，這是不對的。”

另一位在《中國有嘻哈》上獲得曝光的歌手孫八一，也一直與政府保持密切聯系。2016年9月，有凱里市政府以及貴州省黔東南州文廣局官員坐鎮的“孫八一個人演唱會”，實現了1500張門票全部賣完的“壯舉”。此前，因為宣傳不要酒駕以及旅游城市等作品，孫八一曾得到當地官方平臺多次宣傳。

對嘻哈音樂人來說，央視、春晚和政策宣傳作品，具備相當的推廣和宣傳能量，這是嘻哈音樂人想獲得更廣人群和更多商業回報的一個可選項。

近些年，官方也有意利用更新的藝術形態接近年輕人。在這個意義上，“正能量”嘻哈所代表的內容精神差異性，也讓這種音樂形式面臨著藝術性和獨立性的消解、并淪為表達工具的質疑。

建立文化自信心很重要

劉洲是GAI轉型背后最重要的推手，早在《中國有嘻哈》節目錄制過程中，身為節目音樂總監的劉洲，就率先簽下了這位特點鮮明的嘻哈音樂人。

作為國內知名音樂制作人，劉洲合作過的音樂人包括韓紅、譚維維、張杰、孫楠，“最早我沒見過GAI，只是聽他的CD，我覺得在選手里是能獨樹一幟、有自己風格的。”

作為國內為數不多的定位制作人，劉洲擅長根據歌手自身特色，打造歌曲規劃發展路徑。在劉洲的規劃下，GAI逐漸不愿再提起曾讓他收獲地下影響力但已經被官方下架的歌曲《超社會》，也不愿別人將他稱為匪幫說唱音樂人。“我不想別人拿任何一種風格把我框著，而且中國不允許有匪幫，中國沒匪幫。”GAI談到。

劉洲

在劉洲創立的Door&Key廠牌發布會上，身為簽約藝人的GAI，蒙面上臺來了一段獨白。“我的音樂可能一直都是讓人聽著不安的，里面都是江湖，都是社會，都是DISS，都是斗狠。”隨后GAI為“自己當初犯的錯”，向觀眾鞠躬致歉，表示要重新出發，同時還將自己獲得的《中國有嘻哈》一百萬冠軍獎金捐給了希望工程。

這一系列舉動，顯出了GAI向主流靠攏的強烈愿望。劉洲并不避諱GAI向正能量轉變，“我為什么要讓他走正能量，現在說嘻哈好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剩下的還有十幾億人。要把一個音樂品類推向大眾，好的歌曲一定是雅俗共賞的。”

劉洲強調，GAI的正能量只是不像以前那么“臟”了。“在特定的時間，我覺得當一首歌的內容是那種很有勁的東西，我可能會讓GAI嘗試回到一些狀態上去。但一個人在小地方罵街，大家覺得你牛。走到一個大平臺還罵街，那就不合適了。”

去掉了GAI作品中不宜示人的元素，劉洲選擇放大GAI的民族特色。將民族元素與流行樂結合，是劉洲的拿手本領。此前，劉洲為歌手譚維維打造的將華陰老腔與搖滾元素結合的作品《華陰老腔一聲喊》，幫助譚維維登上了央視春晚舞臺。劉洲為GAI打造的歌曲《火鍋底料》以及《好運來》，也都兼具民族和喜慶色彩。 

Door&Key嘻哈廠牌

劉洲對GAI的期望，是讓他成為一個承載貢獻的嘻哈歌手，這種貢獻是與傳承相聯系的。“GAI傳遞的仁義禮智信，我覺得是好事。怎么用中國人的方式，把嘻哈落地，做中國獨有的嘻哈風格很重要。這個市場上，模仿歐美的東西不需要GAI去做，我們缺的是文化自覺性的藝人，GAI本身也具備了這個特性。”

在GAI之外，Door&Key廠牌還簽約了BIG DOG王可、輝子、王大痣、辛巴、趙濤以及蜜妞等20余位嘻哈音樂人。根據規劃，這些簽約藝人每年都要推出至少三首與中國古詩詞和《三字經》等傳統文化相關的嘻哈作品。這種規劃，是根據劉洲個人的經歷，以及對建立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覺性等官方話語的綜合判斷做出的。

“我絕對不給國家添亂，我的愛國方式就是如果我同意政府的觀點，我就去做。有的人可能說我外行或拍馬屁，我做這個行業都二十年了，我還拍什么馬屁？我經常跟老外合作，也見過很多東西，最后回來發現人家說的沒錯，我們現在就是要建立文化自覺性。”劉洲向《三聲》（ID：tosansheng）說。

“前一陣，我也在看十九大說要建立民族自信，我覺得特別有道理，這正是我們這些人想做的事。但前提是你得見多識廣，你才知道真的需要什么。不要以為國外人家這么玩，我們學了就是他們了，把自己的文化自信心建立起來很重要。”

有官方好做市場

與GAI的后天轉型不同，孫八一與官方建立聯系，源于自身現實性的作品風格。正如觀眾熟知的《還錢》，孫八一的作品很少見到金錢、美女與爭斗等嘻哈音樂常見元素，相反他卻創作了關于環衛工人、流浪動物以及呼吁不要酒駕等很多作品。

這種創作風格，也影響到了孫八一簽約音樂廠牌的態度。“很多人告訴我說，我是市面上唯一的，我不知道簽約廠牌后會拖累人家還是浪費我的青春。比如說我想寫環衛工人的、寫弘揚祖國的，他們可能覺得沒必要寫，我就感覺這會限制我。我擔心的是，如果簽約，我寫的這些歌對他們沒什么商業價值，也會浪費他們的資源。”

孫八一

孫八一去年成立了專屬工作室，當時是因為辦演唱會需要簽合同。成立工作室后，孫八一招攬了十多個喜歡說唱的學員。這些學員大多十五六歲，叛逆心比較重，很多人都是過來“踢館”，被孫八一唱贏之后拜師的。

“很多人印象中覺得，說唱就應該是叛逆的，就是你要我往左我偏往右這種，這樣就會受到小眾群體的喜歡。但當小眾文化想要變成主流音樂的時候，有些人是接受不了的，一開始我也不習慣。”孫八一的目標，就是向更多人宣傳嘻哈的正面性。

2015年，孫八一發表專輯《孫八一》。其中宣傳凱里旅游城市的《要來凱里下》，被凱里當地電視臺拿去播，至今已經播了三年，“據說每天播12次，《中國有嘻哈》之后頻率更高了。”

去年，孫八一在凱里市中心廣場做歌曲《生命只有一次》快閃。做完后，就被交警大隊長叫到辦公室。“他第一句話就問我，為什么要做這個快閃，我說作為凱里的公民要呼吁大家遵紀守法。他說你覺悟這么高，那你幫我做一個事。我說可以，但打印A4紙的材料費你要給我錢，后來就幫他們做了一個文明出行的歌曲。”

與官方的合作，讓孫八一得到了當地官媒和自媒體的多次報道，也讓孫八一在凱里當地獲得了很高知名度，“不說家喻戶曉，70%、80%的年輕人都知道了我。”

去年9月，孫八一在凱里黔東南州籃球館做了一場個人演唱會，整場演唱會賣出了1500張票。當時孫八一做了近20首歌，想辦一個正式演出。“但凱里沒有Livehouse，酒吧我不想去，體育館又太大，那我就用體育館的一半。后來我發現真有人愿意聽我的歌，年紀大的和年輕人五五開，很多是帶小朋友的老人家。”

同樣讓孫八一激動的，是政府的支持，黔東南州文體廣電新聞出版局、凱里市人民政府都出現在演唱會海報主辦單位名單上。對邀請政府官員，孫八一的想法是，“我覺得有威力一點，有官方好做市場。”但邀請過程并不容易，孫八一遞交舉辦演唱會申請材料時，最先遭遇的是重重質疑與盤問。

“他們問我唱的歌有什么意義，我就解釋說，《我回家》是獻給留守兒童的，《要來凱里下》是宣傳凱里旅游城市的，《生命只有一次》是宣傳不要酒駕。在凱里大家覺得做民族很正常，說唱他們不理解。他們覺得你是不是傳播負面的東西，我說是正能量的。他們又說你賣票，我說因為我自己花錢投資，當然要賣票。”

除了讓政府部門登上海報，孫八一還給政府官員送了請柬。“我把邀請函推過去一直在等。上場時，我看前面一排領導席還是空的，我就說不管了。等我唱完一首歌下來再上去的時候，市政府和州文廣局一把手全都來了，我還蠻激動的。”

這場演唱會，孫八一投入的成本是15萬，拉來的贊助有5萬塊，但由于票都賣完，最后核算成本，只虧了三千塊。在做演唱會前，孫八一想了退路，虧了就自己填。但更多的是信心，“絕對不會賣虧本，結果果然這樣。”

做時政說唱，跟政府接觸是最好的選擇

《This is China》

與孫八一和GAI的音樂停留在宣傳正能量的層次不同，天府事變的音樂，帶有更強的意識形態對抗色彩。比如歌曲《全球通緝》，是在反擊對華不友好的國外媒體機構或群體，《當代法西斯》抨擊了與中國擁有領土爭端以及歷史糾葛的日本，《This is our generation》則聯合了其他說唱歌手，宣揚中國的崛起與民族自豪感。

與那些嘴上隨時掛著real的Rapper不同，王梓鑫不喜歡為了叛逆而叛逆，也不喜歡有些Rapper明明沒有街頭生活的經歷卻非要寫在歌里。在王梓鑫看來，這些舉動是故作姿態。他曾注意到一些Rapper之前從不轉發官方的微博，但火了后卻開始轉發，“你說這real嗎，我覺得不real。”

給組合起名“天府事變”，也是要改變通常嘻哈音樂的內容表達，正如王梓鑫此前提到，Rapper的態度要更公正，“你只寫中國不好的東西，好的東西你假裝看不見，這是不對的。”在王梓鑫看來，天府事變的作品雖然與官方話語有很多契合，但沒拍馬屁也沒唱贊歌，“天府事變的歌里也寫了很多批評中國的東西。”

天府事變

雖然成立時間很晚，但與官方的緊密聯系，讓天府事變獲得了遠比地下嘻哈音樂人更快的上升速度。去年在歌曲《This is China》被共青團中央微博轉發后，天府事變從說唱新人一度成為話題度和討論度最高的說唱團體。這為天府事變帶來了更多的商業代言合作，包括大數據公司、寺庫等品牌都是天府事變的合作客戶。

此前，天府事變作為國內首個說唱團體乘坐軍方運輸艦登上南海三沙群島，期間天府事變提出想拍一個MV，結果官方很爽快就答應了。與官方的關系，也讓天府事變遭受了很多爭議，同為成都說唱團體的Higher Brothers曾公開diss天府事變。前不久幼兒園性侵事件發生后，很多人還跑到天府事變微博下留言罵他們。

王梓鑫并不在意，“中間人群有時容易被煽動，這些人過來罵我們，我們是無所謂的，他們是很善良的。”除了被煽動的無偏向人群，說唱圈里只聽反政府歌曲的那部分人以及偏右的群體，都是天府事變的批評者。但天府事變的粉絲里，很多是海外留學生，“他們在海外親眼見到了不公，我們的歌能給他們帶來力量。”

在王梓鑫看來，如果要做時政說唱，跟政府接觸是最好的選擇。“其實我們和政府接觸很多次，并不是你想象中那個樣子，這不能寫那不能寫。像團中央很多都是年輕人也愛聽嘻哈音樂，他們都懂你。只要你的初衷是好的，他不會管你太多。”

但事情可能并不像王梓鑫想的那樣，雖然官方可能會對嘻哈的表達內容放寬限制，但用嘻哈音樂表達意識形態本身，仍有讓嘻哈音樂有淪為工具的傾向。這種工具除了表達觀點與情緒，似乎并不產生有價值的新內容。但天府事變的經歷也確實說明，與官方合作無疑會讓嘻哈音樂或音樂人獲得更快的上升途徑與更廣的人群。

劉洲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有人說我做嘻哈管國家和政治干什么，但是你要推動一個藝術產業，你就得去學習。為什么呢？國家承認它才能成為一個門類，國家不承認它就永遠是地下，你得讓它走到臺面上來。”

對劉洲來說，GAI只是Door&Key整個宏大計劃的尖兵，劉洲計劃在三年生產一萬首歌曲、簽約100位嘻哈音樂人，并制作100場現場演出，最終目的，是把整個嘻哈市場培育起來。為此，Door&Key計劃每年投入一個億在音樂制作上。

但大規模將歌曲產品化生產的做法，也引發了擔憂，“很多人覺得一首歌要經過很多打磨，但能做成大市場的歌曲都是簡單的，它是一種感覺。我們就是專一的做音樂，是不是藝術品我們不會劃分。只要是老百姓喜歡的大家聽得懂有印象就好。”

而孫八一則希望在明年出一張專輯，并繼續做好培訓，他希望那些學員能在明年或后年有機會出現在綜藝節目上。11月成都合作伙伴大會期間，孫八一還向媒體透露，自己計劃創作一首歌來弘揚十九大召開之后中國的福利。說完，他還特地叮囑媒體，“這個你先不要報道，因為我怕其他人知道了先去寫。”

來源：三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