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首席人物觀 

“他不喜歡有人在他面前走來走去。”

此時，羅永浩坐在高出地面五級臺階的舞臺上，十余盞舞臺級燈光、四架高清攝像機，這批耗資兩百萬的設備，齊刷刷對準在他和搭檔的身上。

進入直播間的那一刻，手機屏幕上的那個畫面，迅速膨脹成一間六百平米的演播大廳。

除了老羅的聲音，所有動靜，都被這間巨大的演播室稀釋了。

所有人都在避免與直播無關的動靜。此時，若你走進來，馬上會有人壓低聲音提醒你穿行的風險。因為臺上那雙眼睛，會注意到你。

尤其是這一天。老羅的心情不太好。

01 “剛正不阿”

18度，給老羅開空調，這是一個需要記住的數字。

這天，直播中出了點事故，老羅明顯沉了臉，隔著鏡頭質問：“這是誰干的？”整個演播廳的氛圍，在這一刻發生了變化。

老羅不能容忍瑕疵，這樣的情景，曾經在當年錘科手機發布會中屢見不鮮，而這種時候，往往帶來的是正向的反饋。“粉絲其實喜歡看到他這樣。”一個工作人員私下評價。

除了人類熱愛圍觀的天性使然，這符合粉絲對老羅的期待：他站在用戶立場，反抗權威、反抗陋習。

他一貫如此。不管是當年發生在方舟子公司電梯間的那場當面對質，還是在西門子大廈樓下揮向冰箱的那一錘，他傳遞出的信號，都是剛正不阿的。

“剛正不阿”，是出現在老羅語言系統里的高頻詞，他還故意把阿（e）故意讀成（a），讓自己的剛毅同時兼顧幽默。三十歲左右的時候，他用這個詞總結了自己的生涯，并寫進一份萬字“求職自述”里。

那句話是這樣說的，“后來只好靠走關系才進了當地最好的一所高中，這也是我剛正不阿的三十來年里比較罕見的一個污點。”

除了羅永浩，你很難相信這段話會出現在其他人的求職信中。

那封信打動了俞敏洪，老羅得以進入新東方，拿到高額年薪。那是他步入公眾視野的起點，算是人生的轉機。

不過，他后來的人生走向并沒有靠銀行儲蓄，推動他的，與那股子剛正不阿關系重大。

從老羅課堂上傳播出來的不少段子，都是圍繞這個核心所引發的笑料。當這套語言傳播越來越廣，最終一發而不可收拾，形成與芙蓉姐姐的分庭抗禮，他也紅了。

他的語序、措辭，以及情緒轉折，就像一組參數，組成他那套價值觀體系的一部分，驕傲而又克制地運轉了20年。

這20年像一段奇妙的冒險。在一部分人的認知里，他成了解釋“什么是理想主義”的樣本。他創業失敗，卻保持公眾面前的得體，還債，在公共話語中被塑造成了美德。

還債過程中，大量細節都是公開的。

這導致他越來越像《楚門的世界》里那個楚門，只不過老羅是主動的，掌控著話筒和攝像機。

情節隨時在產生波瀾。在他質問“這是誰干的”那個晚上，直播間那個“福袋”抽獎系統，引起了他的反感。似乎是毫無征兆的，他突然在鏡頭里連串發問：福袋為什么設計得如此不合理？出于什么考慮？解決方案是什么？

現場沒有人回答。

但直播結束后，團隊要連夜研究方案。雖然有人覺得這沒必要，但否定的意見不會從任何人嘴里說出來。

盡管老羅在公司的股權結構中缺席，并在公開場合推舉真正的老板李均，稱自己只是“頭牌藝人”，但所有人都知道羅永浩的意義。

只要老羅在場，他就是直播間那個調動大局的核心。沒人比他更清楚，那些舞臺燈打在臉上時，應該如何調整情緒，如何把握語言，甚至，發脾氣。

如今，所有人都能輕易從步伐、姿態和表情中獲知老羅情緒的好壞，年輕的副主播們，也會依此調整自己在鏡頭前的狀態，比如，當老羅心情不好時，就得更加嚴格按照流程進行，他們關注計時器的次數，也會比平時多很多。

這是他們所知的最有效的配合方式。

他們對老羅并不了解，甚至沒有太多想了解的興趣。“交個朋友“創始人黃賀說，很多員工來之前，壓根就不認識老羅。

但大家又都有一個基本的認識，老羅身上有種寶貴的東西，公司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呵護——你很難說清楚，那個被呵護的是老羅，還是理想主義。

02 細細的紅線

如果要對這種呵護追根溯源，最后找到的答案，或許依然是那幾位錘科的老人。

黃賀是老羅最信得過的同事之一，作為錘科產品總監，他和老羅一起經歷過那艘理想主義飛艇迫降的時刻。如今，他總是守在直播間的鏡頭后面。

在對外發言中，他能表現出與老羅價值觀的吻合，比如，說真話。“沒有人慕名而來，很多人甚至過去對老羅沒有那么多好感”，關于這家公司的“非理想主義”，他毫不避諱。

錘科0001號員工朱蕭木依然是老羅的最佳搭檔，Keynote遙控器在兩人之間傳遞，無需多言，默契已經足夠。

更遠的地方，還有默默無聞的錘科第19號員工秦爺，他是最典型的投奔老羅的羅粉，從新東方講課段子“入坑”，在《我的奮斗》演講時著迷，得知老羅需要廚師后，他馬上轉讓了自己在大連的飯館，跑到北京。

他得到了那份工作，還有老羅主動給予的“補償”：大連飯館的一個月租金。老羅還讓他把調料都寄到北京，并花錢買下了全部。

故事在溫暖的照顧中開始，從錘科拿著800萬對手機大業信誓旦旦開始，秦爺陪伴了錘科的整個起起落落，如今在羅永浩直播間，那些需要烹飪的菜品，也都出自他手。

“他永遠在處理一堆特別特別難搞的事，”秦爺回憶老羅當年在錘科時的狀態。

尤其是產品發布會的時候，很多難以預料的問題會在眾目睽睽之下出現。朱蕭木也說：“發布會是最有壓力的，每一次發布會都是，所有的崗位都是。”在他的記憶里，那是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持續兩周的時間，馬不停蹄。

在紀錄片《燃點》中，鏡頭從老羅上臺的角度拍攝了他所面對的發布會現場。幕布掀開，撲面而來的是破音的呼喊、閃爍的閃光點、舉雙手歡迎老羅的觀眾，那一刻他像極了搖滾巨星，但他又時常在這時顯示出羞澀和扭捏。

那是一個足夠讓理想主義翱翔的現場。

在深圳春繭體育場，錘子科技發布了第五款新機——堅果Pro。其中細紅線特別版在現場被濃墨重彩的講述。

它是帶有情緒的。“細細的紅線”出自克里米亞戰爭，身著紅色軍服的英軍士兵站成一排，抵抗俄羅斯軍隊，他們最終以少勝多。在軍事史上，這支紅色的戰線，被命名為“細細的紅線”。

紅線所意涵的勇氣和力量，被具象化到那部手機上，老羅還為它專門制作了短片， 用鏡頭語言給那個細細的紅線賦予了無以復加的宏大感。片末，紅線變成一個飛行物，拖著長長的紅線，飛出地球，駛向宇宙。配樂的編排，也仿佛在傳遞某種命運的跌宕起伏。

那是一個用力頗猛的視覺表達，當時錘科剛剛經歷了極其黑暗的2016年，整年沒有融資，輿論對錘科的命運普遍看衰。

老羅那段經典的哽咽也出現在那個晚上。

“如果有一天我賣了幾百萬臺幾千萬臺，傻x都在用我們的手機，你要知道這是給你們做的。”那時的老羅走在事業觸底反彈的轉折點，但沒人知道反彈后的去向會是哪里。

那次發布會，秦爺印象深刻，那也是他哭得最兇的一次，因為他犯了一個“重大”的失誤。

在發布會之前，秦爺負責盯會場的展板，上面有當天要發布的產品真機圖，但因為一個小小的疏忽，展板被人拍下發布到網上，真機圖提前曝光，微博刷屏，工作群也炸了。

“他沒說什么”，秦爺覺得事情簡直太嚴重了，但老羅并沒有怪他。當時的老羅，要面對的事情太多了。

發布會結束后，大家出去聚餐，喝酒的間隙，秦爺躲到沒人的地方，大哭了一場。

那根“細細的紅線”最終斷裂在了2018年的冬天。

在錘科的最后階段，秦爺收拾行李回了大連。臨走前，他給老羅發了條信息：“餐廳都處理完了，現在實在是沒有什么我能做的事了，我就回去了，任何時候需要我，隨時聯系。”

他后來回憶，看到老羅欠了那么多錢，他感覺自己也像欠了錢一樣。

2020年的3月，老羅發來信息，“知道薇婭、李佳琦嗎？“

沒多久，秦爺又回到了老羅身邊。

03 老羅的中場休息

如今，老羅倚在高腳凳的邊緣，褲管提到小腿肚，一只小風扇持續向他送風。

圍繞在身邊的那些人，都知道他怕熱，就算有空調，這個風扇也是老羅的一個標配，它被規規整整地擺在老羅面前。它出現在直播間里，也出現在老羅出席的綜藝節目上，總有人對老羅細心呵護。

更多的呵護，是無形的。

“交個朋友”剛開始直播時，黃賀會守在現場，以便老羅需要協助時，第一時間安排。

黃賀是羅永浩直播間里的副主播之一，“交個朋友”的創始人，也是老羅的朋友。錘科當年發布那個頗受爭議的TNT時，在心驚肉跳的演示環節，蹲在老羅身邊的，就是黃賀。

“我會協調所有人，解決所有問題。”黃賀眼里的老羅要比過去更放松、更溫和了，最直觀的表現可能就是老羅彈吉他這件事。

“那次是我倆出去談事，路上沒什么事。他拿出琴來，說‘我給你彈一個’。”黃賀說當時老羅在車上彈了一段指彈，但后來不小心失誤了，他自己解釋了一句：“還在練。”

黃賀覺得，一個人如果是一個緊繃的狀態，不會這個樣子，更不會給你彈琴。

今年三月份老羅在廈門限制消費那次，黃賀也陪在他身邊，那天老羅很郁悶，凌晨給同在酒店的黃賀發去消息，“出來坐一會。”兩人聊到后半夜，然后去了三公里外的海底撈，吃到了凌晨四點，而三個小時后，黃賀還要一大早趕高鐵去深圳開會。

“他心情不好的時候，我就陪他吃個宵夜嘛。”黃賀可能是對老羅還債這件事，最有使命感的人之一。

很多人都在默默無言地維護著他。在采訪黃賀的前一天晚上，那時候已經是凌晨，“交個朋友”的園區門口，老羅的司機正在和一群門衛對峙。在送老羅回去的時候，門衛的一些言語對他們產生了冒犯，司機當時沒有說什么，后來他送完老羅，折返回來，和門衛理論，“當時羅老師在那，我不可能說那些話。”

他身材魁梧，完全可以用最簡單的方式將對方制服，但他依然保持克制，很難說，他是不是考慮這會對羅老師造成什么影響。

另一個老朋友，是朱蕭木。他已經與“交個朋友”這家公司沒有了官方聲明的合作關系，更多時間在忙著經營自己的電子煙品牌福祿，只在每個直播日提前趕來，在杭州濱江的酒店訂一間房，第二天準時出現在鏡頭前，成為老羅最默契的搭檔。

他的電子煙生意已經遍布全國，但在采訪中，他對討論這個話題的興致不高，“這個事兒已經是很成熟的模式了，沒什么可聊的。”

采訪在一場直播的間隙中進行。在那間十平米左右、空空蕩蕩的后臺休息室里，朱蕭木不再像幾分鐘前在直播間里那樣妙語連珠，更多時候，他雙手抱胸。他還穿著侍酒師的著裝，那是剛才為了配合賣酒換上的“道具”。

不管是投資人還是合作換班，沒有人會要求他和老羅保持某種綁定，但他每周還是會如約趕來。

老羅和朱蕭木，還有黃賀，這些老搭檔的關系如今有了重新的排列組合，朱蕭木成為了福祿的創始人，黃賀是“交個朋友”創始人，老羅則把自己定位成打工人。

有些東西變了，又有些東西，始終沒變。

去年4月1日的第一場直播就是老羅和朱蕭木搭檔，黃賀在一旁協助。那是最原生的錘科班子，首播之前，他們彩排了四遍，不斷修改PPT、精心準備俏皮話，仿佛錘科的回光返照，他們依然在打磨那部理想主義原型機。

這次，他們順利多了。

從一開始，資本就對這個項目產生了遠超想象的興趣。

“幾乎所有的投資人都找過來。”黃賀回憶當時和老羅、李均與投資人頻繁的會面，這當中，甚至還有雷軍的身影。

如今，這支團隊已經從7個人擴張到600人，直播頻率從每周一播變成了每天一播，主播陣容也已經不僅僅是老羅、朱蕭木、黃賀。

在公司搬到杭州之前，老羅的辦公室就在直播間化妝室樓上，“偶爾能聽到他在上面彈吉他，或者練鼓。”副主播林哆啦回憶。

在來“交個朋友”之前，她喜歡音樂，但和老羅從來沒有深入討論過這方面的事情。

在直播以外的時間，多數副主播與老羅的接觸，幾乎為零。樓上傳來的琴聲，始終在樓上，與林哆啦她們所在的空間，仿佛兩個世界。

對于那些后來加入的副主播來說，站在自己身邊的這個胖胖的中年人，他是一個著名的創業者，很多人認識他，他出現的時候，每個人都要聽他的。自覺或者不自覺地。他有時候會暴跳如雷，有時候又極其體貼細心。他是搭檔，但更像一個老板。

他提出一個需求，現場立刻會有人做出反應。

“李正呢？”這晚直播中，朱蕭木和李正該換班了，但李正還在化妝間，她對提前換班的安排渾然不覺。老羅話音剛落，一位場記立刻蹦了起來，沖向后臺。

整個響應過程，每個人都是跑著在執行。不一會，李正跑了出來，PPT的畫面定格在一款女性護膚品上。

“這種事兒就別再有下回了。”李正事后提醒自己。沒人會給銜接過程的失誤提供解釋的余地，包括當事人自己。

當老羅在的時候，這就是一個大事。因為那個等你的人，是羅老師。這意味著很多。

04 我的搭檔羅永浩

95后的李正，是“交個朋友”直播間里的第一位女主播。

去年5月份，直播間賣棉柔巾，沒有模特，原本選品的李正上去試用產品。直播間第一次出現女生，彈幕里開始起哄，“讓她來播。”

兩周后，李正站在了羅永浩身旁。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臉上的肌肉都在抖。”李正回憶，緊張感和壓力突然降臨，彈幕里還有人在說：“你聲音能不能大點”。

公司建議她去多看別人直播。她去看了薇婭和李佳琦，發現根本用不上。“風格完全不一樣”。羅永浩直播間是要求調性的，你得克制、不能太戲劇化。

沒有可以借鑒的樣本，壓力持續了數月，李正每次上臺都會害怕，壓力大了就會崩潰，然后躲在沒人的角落里哭。同事安慰她：“沒事，你特好，你這樣挺好的。”

“但這種安慰是我不需要的，我要我更能搭得上羅老師，我要我更好。”

壓力最后帶來了所有人的進步，這是風口行業，所有的問題都必須在時間和經驗的累計中被消滅，要么主動要么被動。

年輕的副主播們掌握了各自擅長的直播方式。唯獨一點，是她們共同的難題：如何跟上老羅節奏。

“我到現在也摸不透他。”副主播林哆啦說。

老羅在直播興奮之時會敲桌子，林哆啦被嚇到過。她不熟悉這位直播間的靈魂人物，所有的知識都是現補的。她找了很多辦法，翻粉絲群里的聊天記錄，跟粉絲請教老羅的梗是什么意思。

即便如此，當她與老羅一起站在鏡頭前，偶爾還是不知道如何接話。

看似簡單的講解也會緊張，比如上食品的時候，“我不知道說讓他吃好，還是不吃好。”而當老羅拿起餐具，把PPT的遙控器遞給林哆啦——相當于把場子交給她，她也總擔心，氣氛突然冷掉。

關于直播技巧。老羅對她只說過一點：“你笑和不笑，完全是兩個人，你要多笑，你笑起來比較有親和力。”現在，林哆啦會注意在直播間的返送屏上監控自己的表情。

盡管老羅反復強調過，自己只是頭牌藝人，但對于年輕主播來說，毫無疑問，他是那個在臺上臺下決定一切的人。

當好老羅的搭檔，并非易事。

副主播安甜在今年5月選擇了離開。“交個朋友”對此的回應是：“和平分手。”

安甜是去年10月加入的，此后7個月多里，每周的生活就變成了往返沈陽和直播間。最早的目的地是北京，后來變成杭州。開播當天上午，她會得到一張產品表格。上播前，她要灌下三罐可樂，那是保持一晚上精力旺盛的能量。

她幾乎沒有棱角，會躲避一切恭維，也不習慣給人添麻煩。比如直播帶貨這件事，她很少找公司的人請教，而是請朋友來看直播，然后叮囑對方，看到什么問題就直接說。

“因為公司里的人即便發現問題了，也不好意思跟你講。”

她亦不愿評價公司。采訪中，所有涉及公司的問題，她都用中庸的人生哲理消解掉——似乎時刻手持盾牌，和你在兩個世界兜轉。

這跟老羅的價值觀宇宙也不相符，但她對老羅沒有分毫的否定。當我們問她最想和老羅說什么，她回答：“希望他每天開心的時間多一點，煩心事少一點。”

在“交個朋友”這家公司里，人員變動更加的單純，不再具有什么關于志同道合的解讀。

05

難以抗拒的“羅化”

在年輕的副主播和老羅之間，似乎永遠存在著一種陌生感。

也許和老羅的社交恐懼有關，所有的交流，都在直播結束后戛然而止。

關于直播間之外的老羅，年輕主播們幾乎保持了一致：不了解。但每個人都提到他的細致和體貼，“他是個紳士，身上有種與外表非常不相符的細心。”

一次在臺上，李正說的話，老羅不認同，直接懟了回去，場面突然僵住。“當天晚上羅老師發過來一條微信，他說在臺上說的話沒別的意思，讓我別往心里去。”李正說，這樣的在意，讓她會感覺有一點溫暖。

讓這位年輕女孩感念的細節還包括，兩人同臺時，如果推銷吃的，老羅永遠不會忘記給她盛一份，飲料也倒好，然后兩個人干杯，一塊喝掉。

安甜覺得，羅永浩和李正的相處，有時候像父親和女兒的感覺。

李正身上有像老羅的地方。可愛只是她在直播間里，以及老羅面前的人設。她的理由是，“既然我在鏡頭前的人設是被羅老師接受的，那我在他面前也要是那個樣子。”

真實世界中的她，直來直去，甚至一點就著，“這還挺像老羅的，非常遺憾。”李正說。

對于坐在這個直播間里的人，抗拒“羅化”或許是件很艱難的事情。

潛移默化間，對老羅的衡量標準、在意的點，她會習慣提前想到——至于她自己是否理解和認同，這并不重要。這是在老羅邏輯下的生存本能，也是對他的尊重和保護。

她只能盡力去對抗那些過于明顯的“羅化”標志，比如說話的情緒和語氣。

“我哪怕是罵人，也是現在說話這個音量。”當時已經接近凌晨，李正的聲音不大，但能保證在化妝間的每一個角落都能聽得清楚。“你說你嚷嚷什么啊，你好好說呀，挺嚇人的。”她又描述起老羅。

但她也自知幸運。是時機把她推上了主播臺，“如果按現在的招聘標準，我這種什么都不懂的新人，是肯定上不了這個臺的。”

現在的新人，需要先在周一到周四的場次“試戲”，如果還不錯，他們的部分視頻會被發給老羅。但這不是一個好通過的面試——直到現在，和老羅搭檔的，依然還是早期那一批搭檔。

他習慣和熟悉的人一起工作。

06 規律運轉的賺錢機器

開張一年多，羅永浩的直播間里，還是隨時會沖進人來喊，“老羅呢？”“龍哥在哪？”很明顯，他們就是沖著老羅來的。

但以目前的日播頻率，以及老羅勤奮的還債計劃，他顯然不可能時刻在場。

“交個朋友”的副主播們，已經撐起了直播間的大部分播放時長，羅永浩本人貢獻在總GMV中的占比，已經一降再降。這是刻意為之。

“直播帶貨是一項長期事業，必須健康發展，我們不能讓公司的大部分營收都出自一個人。”黃賀說。

第一次讓老羅脫離直播間的嘗試，起源于偶然。去年四月，老羅拉肚子，無法到場。黃賀記得，“距離直播還有一個小時，他起不來，需要輸液。”

取消太可惜了，當時一周只播一次。在和管理層商量之后，黃賀硬著頭皮和朱蕭木一起進了直播間。

那場事故，為直播間的變化破了冰。團隊開始考慮為老羅搭配年輕主播。“我們的用戶基本以理工男為主，這部分人買東西的最佳組合，就是一個產品經理型的男性，和一個顏值高的女性，可以得到最好的轉化效率。”黃賀說。

90后的林哆啦是位經驗豐富的女主播，早年在YY玩過秀場直播，后來與朋友組樂隊在餐廳駐唱，抖音興起后，她又有了新場子。

去年6月，林哆啦的抖音直播間進來了一個名字，他給哆啦刷了一個價格不菲的禮物，問了一句：“會不會唱《世間所有美好都與你環環相扣》？”

林哆啦一開始覺得這是個冒牌ID，但她還是點開了那個名字——羅永浩。

1000多萬的粉絲，貨真價實的老羅。

林哆啦唱完歌，羅永浩悄悄離開。不久后，一條私信發了過來，“對電商有沒有興趣？”

林哆啦當時對這個人的了解，僅限于知道他4月份在抖音開了直播，是錘子手機的創始人。其他則一無所知。

另一位女主播安甜也被類似的方式找到。她此前很少直播，“我大概也就播了那么幾次，碰到了，說明有緣分。”收到邀約后，她找了一些朋友咨詢，其中包括和羅永浩有過近距離接觸的王勉，那時候他剛剛拿到2020年《脫口秀大會》的冠軍，羅永浩是節目“領笑員”。

安甜只問了一個問題，“羅老師這個人好不好相處。”得到肯定答案后，她應允了。

從去年10月份開始，這幾位年輕的副主播，逐漸成為“交個朋友”直播間里的老面孔。慢慢地，有粉絲記住了他們，從一開始的“那女的叫啥？”，到后來像復讀機一樣給他們打Call，“xx最美，xx最美……”

至此，這家賺錢的公司真正規律運轉了起來。直播頻次從每周三次，變成每周六次，直到最近，填滿了日歷表上的每一天，直播時間，也調整為中午12點到凌晨。

疲勞的感覺，在每場直播的尾聲最為明顯。這是返場復播，主播需要對當日銷售最好的幾款產品，進行反復講解。但機械的重復與午夜的困頓交纏，煩躁，也會難以抑制地出現在主播們的眼角。

適應，是這些年輕人唯一的辦法。

包括搬到杭州。在黃賀的解釋里，公司選擇遷移杭州，是想讓員工在電商直播領域工作更方便，杭州作為新興城市，對年輕人也很友好，“例如政府會給應屆畢業生提供現金補助，大專以上學歷、繳納一個月社保即可落戶杭州。”

但對年輕人來說，實現夢想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管是對他們，還是“交個朋友”這家公司，在過去一年的狂奔，以及在商業計劃上的雄心，都是有代價的。

團隊多數人已經習慣在凌晨4點入睡。搬到杭州一個月，一些員工的社交圈子只停留在公司內部，踏出大門，城市依然是陌生的。

他們甚至沒有時間踏出濱江區這片電商產業區。

最悲哀的吐槽是，“到了‘交個朋友’之后，自己沒了朋友。”一個副主播對我們說。

很多情感上的需求，在這套機器里，成為了“奢侈品”。

賺錢，是它一開始存在的唯一目的。搬到杭州后，一切變得更加自然——公司新址，距離薇婭的謙尋步行不到15分鐘；到雪梨的宸帆，只需3分鐘。附近電商機構星羅棋布，落座產業園區縫隙間的餐館里，人們討論薇婭、討論老羅、討論直播帶貨中的任何一個環節。

生活顯得太遙遠，這里只有關于工作的一切，這也成了羅永浩與那些陸陸續續進入公司的幾百個年輕人之間最直接的紐帶。

老羅的還債方案，承載著一大批年輕人的夢想。但不巧的是，還債是短期計劃，夢想卻是長遠的。

黃賀能看到老羅還債的具體進度，那份還債的Excel表格，一兩周會更新一次，黃色是正成進行，紅色是緊急的，灰色是已經完成的。歸還全部債款的時間，或在2022年的4月1日前夕。正好兩周年，有始有終。

在老羅最近的一次采訪中，他說：“最后一筆還完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做一個儀式性的東西。”

時至今日，人們已經很難找到什么理由，去懷疑這個日子來臨的那一刻。同時，另一個變量已經萌芽：等老羅還完債務，他會在直播帶貨領域待到什么時候？

“我們現在還沒有想那么遠。而且，我們也不希望一直依賴‘羅粉’。”不止一位“交個朋友”的員工表達了類似的想法。

這家公司的氣場，確實與錘子科技是不同的。人員的流動，數據的飆升，不再僅僅依靠于老羅的個人價值觀和理想主義。尤其對于那些選擇從北京搬到杭州的年輕人而言，更大的吸引力，是行業本身。

“直播帶貨現在是風口，我們又是佼佼者，很多人是愿意跟我們一起奮斗的。”黃賀說。

“交個朋友”官方也在降低對老羅的依賴，前不久，他們發布消息稱羅永浩在公司GMV中比例下降到40%。“ 我們一直致力于把‘交個朋友’科技做成一個真正的企業，而不是只依靠一個大網紅生存的明星工作室。”

從直播第一天起，這家公司就已經開始盈利，老羅沒再成為“行業冥燈” 。只是，商業路徑的變化，讓如今簇擁到老羅身邊的新人，看起來與他全然不同。

曾經的老錘科員工，是可以融入理想主義信仰之中的，而如今呢，哪怕是與老羅看似親密的副主播們，對他的個人魅力，也幾乎無動于衷。

對老羅這個人，“喜歡談不上，我覺得很少有人能真正喜歡自己的老板，你頂多就是尊敬。”一位副主播說。

在這家快速運轉擴張的公司里，所有的瘋狂不再源于某種信仰，而是更樸素的賺錢目標。這讓很多公司事務變得簡單了。

因為對公司和行業的看好，這些年輕人決定付出自己的時間、精力，甚至承擔城市遷移的成本。

這其實是正常的商業公司文化。然而，當這種氛圍出現在老羅的團隊里，似乎又有些讓人感到凄涼。

“這家公司就是來還債的。”有員工如此直白表達。

當年創辦錘子科技之時，羅永浩曾經在微博上招工程師，結果來了一堆粉絲。最早的十幾個工程師里，只有一個學過安卓，其他人全是在上班第一天之后，才開始寫第一行安卓的源代碼，“為了我改安卓了，你想想這個情義你真的一輩子都報答不了。”老羅說。

然而，這些情感有時候也是包袱，需要老羅透支消耗自己去回饋。當這些復雜而迷人的包袱不復存在，出現在“交個朋友”的老羅，也變得更松弛了。

從來沒有人篤定，老羅在還清債之后，一定會去做別的事情，但同樣也沒有人確定，他是不是會一直留在這個直播間。

“他應該做他喜歡的事情。”不只一位副主播提到這一點，“手機，或者是音樂。”當然可能還有別的什么。

07 迎風飄揚的紅旗

某天，在交個朋友的廚房里，老羅對秦爺說：“小秦，有時候真想退休。”老羅在前一天和秦爺發了火，他進廚房本來是向秦爺表達歉意。

“退休也挺好，你不是后面還要做電子產品嗎？”秦爺問他。

“但這個時機可能已經錯過了。”老羅接下去也沒再說什么。

從秦爺的視角，老羅本身是會感覺到疲憊的，但他又是一個永遠不怕麻煩，不怕把事搞大的人。直播間從一周一播，到現在每天一播，整個團隊在滿負荷運轉，越來越多的年輕副主播加入公司，手機上的那個羅永浩直播間，隔三差五就會出現一個新面孔。

有時候你會看見一個年輕人，因為緊張而表現不佳，在一片彈幕的罵聲中帶貨，然后在不久之后從這個直播間消失。

很少有人關心失敗者。

除了老羅。期待“失敗者”羅永浩卷土重來的呼聲，在他還債的這幾年從沒停過。

手機市場的戰火已經與他無關，他成了原本那些競品的下游，成為了朋友，原來的競爭“角斗場”，如今已經風平浪靜。

老羅登臺露面的頻次大幅提高，每周拿出三天賣貨，在那個所有硬件幾乎都是滿配的直播間里，舞臺燈打過來，攝像機就位，有些人依然陪在鏡頭外的某個地方，他們注視著老羅，但在場下，再沒有破音的尖叫，也沒有在體育場里懸垂下來的巨幅錘科大旗。

臺下變成了一組客服隊伍，他們細心答疑，盡量讓處理問題的方式符合老羅風格。這種方式具體是什么？他們能比較清楚地理解怎么執行，但要說出來，依然是那個可以解釋大多數問題的詞語——理想主義。

杭州的夏天，即使入夜，也依然酷暑難耐。在“交個朋友”直播間里，熱風被阻隔在門外，室內只有均勻的冷空氣。但在這個空間里，所有人都是嚴肅的，找不到任何內心澎湃的跡象。

和過去宏大的發布會現場相比，空間與氛圍的對照，讓人沮喪。

按照故事的發展，老羅本應處在低潮，或者說，是一個“耷拉”著的狀態。

但說來也怪，盡管沒有風，五星紅旗依然飄揚在校園上空。

——像他上學時的那段著名的作文。

而吹動老羅這面旗幟的從來都不是直播帶貨的風口效應。依然是那個理想主義的符號，在2020年和2021年、在眾人的保護中，好好地保存在杭州的濱江。

每一個副主播都無條件配合身邊的羅老師，有一部分是敬畏，一部分，是因為他們知道這個馬上要到50歲的中年人，還有未了的夢想。